“中国制造”的挣扎:如同一场流水宴席

2014-03-06 源自: 博思人才网 您是第13391位阅读者

  “中国制造”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,“70后”的创业者、“80后”的工程师、“90后”的流水线工人,都将成为过客。当青春消逝,还能留下什么?

  近年来,面试工业领域最具革命性、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革,很可能是手机从“通讯工具”向“移动终端”的过渡。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今年1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首次超过功能手机,达到10亿部。

  无论在功能手机时代,还是在智能手机时代,“中国制造”一直保持着在手机制造环节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。按照业内的估计,这10亿部手机中,至少 六成在中国完成生产。可是在手机制造业最关键的芯片、屏幕等环节,“中国制造”尚未取得应有的席位。这导致在手机产业的全球产业链中,“中国制造”的利润 出奇的微薄。

  利润的微薄和经营上的分散,又使得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于是只能陷入恶性循环。“中国制造”只能在产业链的低利润环节 原地打转,同一环节的企业陷入恶性竞争成为常态。当海外市场增长放缓,内部人力成本飙升,“中国制造”的日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过。

  “听起来很牛”

  “中国制造”总能最迅捷地跟紧行业变革的步伐,却未能引领潮流。

  “中国制造”从深圳开始。早在1970年代末,深圳的蛇口便在改革派地方大员袁庚的带领下,搞起了“三来一补”,即来料加工、来样加工、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。彼时,珠三角尚不具备产业链的概念,即便是最初级的原材料也基本上是进口,而深圳只出厂房和人力。

 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,“中国制造”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。深圳和东莞以及长三角地区的苏州,在电子、纺织、五金、食品等领域开始形成了“产业链”—但仍是不涉及核心元部件的产业链。

  出生于1970年代的李俊是深圳一家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的管理者,在“业外人士”看来,这似乎是手机制造的核心。但业内都明白,这个称谓有着和 “中国制造”一样的尴尬, “听起来很牛,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”谈及利润问题,李俊用手指着一个浮着褐色泡沫的咖啡杯子说,“卖咖啡的利润率比我们高100倍。”

  所谓“芯片方案”,本质是购买芯片和其他部件,然后组装成手机主板,向手机集成商或者说品牌商销售。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赚取的利润是主板原配件采购和主板销售的差价,和真正的原创性研发关系不大。可以说,“手机主板组装商”才是这个行业最贴切的称谓。

  对“中国制造”本身来说,“芯片方案”也算是较为重要的环节。在这个环节,上百个零部件会被组装成主板,这是手机的“骨架”。但对“芯片方案” 供应商来说,最核心的原材料—芯片—的价格一直是心病。深圳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和交易集散地,但手机芯片并非“深圳制造”,深圳厂家必须从美国的高 通、德州仪器,荷兰的飞利浦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等芯片商那里购买。

  “芯片降价比手机降价慢很多。”李俊透露,压力以一款在非洲销售的“入门级”低端智能机为例,其在非洲零售市场的售价,折合为人民币约300元。由 于非洲零售商一般要保持30%至40%的毛利,也就是说中国集成商的最终出口价格约为200元。但美国芯片商批发到中国的芯片价格可能就要25美元,折合 人民币约150元。也就是说,中国境内的几十个生产环节只能分享剩下的50元人民币。

  刘伟强是广东一家路由器生产企业的CFO(首席财务官),其所在企业年出货量位居全球前10,企业同样有着“芯片之痛”。

  在一台看似简单的路由器中,芯片组的成本超过总成本的30%,其中关键芯片基本上是进口的。以高端路由器为例,其关键芯片主要来自于美国的Broadcom和Atheros两家企业。而很多中国制造商还必须从经销商手中拿货,也就是说,经销商还要吃掉一部分利润。

  除芯片外,高端路由器的耐热材料也必须进口。“一台路由器每天开24小时,一年就是8000多小时,只有国外材料才耐热、稳定。”刘伟强无奈地说,在整个产业链中,中国路由器制造商获得的利润还不到美国芯片商的一半。

  追赶不易

  李俊和刘伟强的“痛苦”来自于世界产业格局的固化。目前,主要的芯片商集中在美国,其次是日本和中国台湾。进入1990年代,这些企业把自身的制造环节全部剥离,专注于设计和研发,又用专利来构建技术壁垒,最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强者越强。

  就在《南风窗》记者采访这几天,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对美国高通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工作。在李俊看来,高通这家公司“很牛”,“他们卖芯片,还卖所谓 专利”。所谓专利费的意思是,中国的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除了要付给高通芯片购买费用外,还要按照单机售价向高通额外支付3%到6%的专利授权费。比如,一 部售价2000元的手机,高通最高可能要拿走120元专利费。

  目前,国内手机制造业对高通芯片的依赖超乎想象。资深电信业专家项立刚说,中国手机的3G高端芯片和4G的主流芯片多为高通制造。所谓“中华酷联”以及小米等国内手机厂商,也都是高通芯片的主要客户,其采购量占据高通芯片全球销量的30%以上。

  为何芯片是“中国制造”的痛?李俊认为,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打好“基础”。李俊说,所谓“芯片”其实就是一块集成电路。其生产步骤分为三步,第一步是设计,第二步是晶元件生产,第三步是封装。

  在设计环节,其“硬性门槛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,但在关键的晶元生产环节,在大陆却很难找到一家合格的工厂。因为晶元工厂激励的要求高,投资大,民营资本不敢投,也投不起,而国有大企业有钱,却不愿投。

  “有些东西都可以复制、模仿,甚至可以抄,但精密加工一定模仿不来。”李俊说,除了晶元件的生产之外,最后的封装环节看起来很简单,但同样在国 内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工厂。手机芯片领域的“短板”充分说明,不少行业的“中国制造”,其实既无基础研发,也无精密加工,基本上就是粗加工和组装。

  精密加工的“软肋”是普遍现象。此前,《南风窗》记者曾走访过珠三角一家移动硬盘生产企业,其出货量在全球排名前50名。一块移动硬盘被拆开 后,其实就是一块扁平的电路板,但是上面有近百个细微的元部件,而移动硬盘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械手把近百个元部件,按设计的位置精确地贴到面积不到3平方 厘米的电路板上。误差必须尽可能小,才能保持存储功能的稳定。

  “德国人用的移动硬盘可能都是中国造,但用的却是德国造的机械手。”该企业的人士透露,机械手“贴片机”的技术核心是精度,国内的机器不好用,客户那里过不了关。因此,老板花了血本,所有生产线只采购德国设备。

  从世界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,每到产业技术或业态发生变革的节点,“后来者”就有了超越“领先者”的机会。以汽车产业为例,日本人曾效法美国,却后来居上。中国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生产国,目前还看不到重演历史规律的可能性。

  目前,手机行业的变革大趋势是“手提电话”逐步变为“移动终端”,即消费者手中的“手机”功能越来越多,越来越炫,最后成为了一台娱乐工具;另 外,笔记本电脑也开始向平板电脑过渡,其本质上也在“移动终端化”。这个所有随身的电子消费品都变成“移动终端”的过程,对产业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提出了新 要求,一是芯片必须更强大,以驱动更多功能;二是屏幕必须更灵敏,以带来更舒适的使用体验。

  在芯片领域,“中国制造”追赶却变得越来越困难;在屏幕环节,“中国制造”竟已被韩国超越。“高端手机的面板,基本上都会从日本人和韩国人那里买。”李俊认为,国内尽管也有很多面板企业,但做出来的问题屏幕在分辨率和灵敏度上很差,只能在低端机上使用。

  “中国优势”

  不过,“中国制造”的优势并不在于技术,而是基于人力优势的拼价能耐,一直以来,通宵达旦的廉价工程师、流水线上不分昼夜的工人,以及广深公路 上深夜疾驰的货柜车司机才是“中国制造”强大竞争力的最好注脚。李俊所在的企业有数百名工程师,年出货芯片组超过3000万(几乎等于2013年全球智能 手机年销售总数的1/30),其中70%出口。出口的方式是,由珠三角的集成商或者品牌商组转成整机后,销往欧美、中东、拉美和非洲等地。

  “200元人民币就能买智能机,能用Wi-Fi,能听音乐,在第三世界卖得很好。”李俊说,“中国制造”除了便宜,还有就是生产的速度快、效率高,正好适应手机行业更新换代极快的特征。说这话时,公司又在招聘工程师,要求是“能够加班”。

  按照记者的调查,珠三角的手机主板组装工厂中,工人的月薪约为2000元至3500元,而新毕业大学生作为“初级工程师”的起步月薪仅为4000,成为熟手后,月薪会涨到1万以上。

  2008年之前,刚走出大***的年轻工程师5年之内即可轻松在深圳市区买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公寓。并不一定要家里背景“硬”才能赚大钱, 这是“中国制造”曾经带给他们的积极人生观。但事情已经起了变化,2008年后深圳市区的房价上涨了2至4倍,但工程师的工资并没涨,“入门级”工程师薪业绩 水仍是每月4000。

  不论是对员工还是企业所有者来说,赚钱已是历史。

  2006年和2007年是行业的巅峰时期,深圳手机行业几乎是暴利,出口和内销的需求都非常大,而供给却相对较少。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卖一个主板的利润有30%至50%,老板们开着百万豪车四处看楼,一口气可以买下20套豪宅。

  但这个行业门槛太低,不到3年,深圳的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就从几十家变成了几百家,就如同自然界的孢子繁殖一样。因为芯片都是从别人那里买来 的,对于进入者来说,组装环节可以外包给东莞的工厂来做,只要能凑一笔钱,租间办公室,雇几个工程师,第二天就可以出货。这种恶性竞争,迅速抵消了规模和 低成本优势,让利润迅速收窄。

  目前,深圳很多手机“芯片方案”供应商的利润已从30%下降为5%以下,原因之一是人工成本上升。几位受访的企业家都向记者表示,差不多从 2009年开始,内地以“铁公基”为代表的工程建筑行业大有和珠三角制造业“抢工人”的趋势。很多时候,内地高速公路的工地可以给农民工开出3000元的 月薪,而东莞的工厂只有2000元。

  事实上,“抢工人”的情况反映的是“中国制造”的另一个危机。工程建筑业能够支持“高薪”很大程度来自于金融体系对“铁公基”的政策倾斜,简而 言之,就是基建项目融资通过银行的融资成本极低,低利率客观上为“铁公基”增加建筑工人的工资提供了空间。但在制造业却刚好相反,利润一直在下降,当然工 资没有上涨的可能。

  “勤快的、体力好的,很多都回老家的市里、县里修公路去了,留在厂里的都是染着黄头发的‘90后’。”另外一位深圳的制造业企业主曾对记者这样抱怨。

  “现在能赚一点就赚一点,厂房、设备运作管理这些固定资产都已经投下去,没人接盘,怎么办?”刘伟强说,不论是手机,还是路由器,这些行业都今不如昔。

  “中国制造”就如同是一场流水宴席,“70后”的创业者、“80后”的工程师、“90后”的流水线工人,都将成为过客。当青春消逝,还能留下什么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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